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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越来越庞大的考公务员队伍中，应届毕业的博士生成为数量迅速增长的一族。包括清华、北大、社科院、人大等名牌高校在内，考公务员成了博士生的一个普遍选项，在那些从校门到校门的年轻博士生中，未报名者成了稀有动物。我坚定地认为，这不是好事。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两点:当公务员总的来说利益巨大，对博士生们有莫大的吸引力；博士学位比较好拿，因此博士生们才会不顾机会成本与年龄劣势(本来就差异不大)，甘愿与硕士生、本科生、大专生同场竞争。

　　有人会说，公务员收入并不高，许多人考公务员是盲目跟风。这不是事实。在中国现阶段，工资常常不是收入的主体，奖金、灰色收入、福利待遇等等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，加上出国、培训、晋升等方面的好处，使得公务员成了香饽饽。毕竟，博士的就业形势总体上要好于学位较低者，处在高速扩张中的地方高校对博士几乎是有求必应。对国人来说，当高校教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博士一族则纷纷意识到，当公务员是更好的选择，也胜过了上外企、到大公司，别的出路更不必提了。

　　这是好事么？显然不是。学而优则仕是我们在农业经济时代的传统，但长期奉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与“官本位”的结果是中国错过了工业化、城市化的全球第一波，进而造成了中国近代的痛苦经历。博士考公务员热很可能彰显了一种社会现象:官本位的复苏。这才是值得警惕的，因为这将妨碍我们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进而可能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。

　　博士学位好拿的现象同样值得深思。每年招生5万多使得中国在校博士生数量已经名列世界前茅，但中国博士的质量却难说达到了同样的程度。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主要是因为中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才20来年，欧美国家则经历了逾百年的历史，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高级人才培养制度。

　　以美国为例，整个博士阶段，理工科通常是3-4年，人文与社会科学5-15年不等，通常为7年左右。每个人都有一个由3-5专家组成的指导委员会，按一定程序对博士生的学习进行指导和检查。在学期间发表文章与否并不重要，学位论文是关键，达不到要求者不能毕业。整个制度设计体现宽进严出的特点，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比较高。美国科学发达、学术研究水平高与此有相当的关系。

　　反观中国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博士生的学制偏短，无论是文科、理科还是工科，也无论是否跨专业报考，一般都是3年毕业，总体上延续本科、硕士阶段“严进宽出”的特点。博士培养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培养高级研究型人才，但中国目前的设计却难以实现这一目的，通常的模式是:第一年修得规定学分中的大部分，第二年发表文章、开题、写论文，第三年答辩、找工作。真正用于研究的时间只有大约一年时间。而对于需要赚取生活费或筹集学费的博士生而言，上述研究时间还要打折扣——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与研究、学习关系不大的经济活动，已经成家者还有家事的打扰。可见，能修完学分、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、按期拿出一篇10多万字的学位论文已经是尽力了，学术创新对他们实在是苛求。

　　有必要指出，学制短、“博士好拿”也导致现有官员热衷于获取博士学位。由于官员们握有资源，导致具有把关作用的“严进”变成了“宽进”，“宽进宽出”自然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博士。可见，这样的官员拿的不过是“真的假文凭”，他们并没有学到东西，却降低了博士平均水准，损害了整个博士培养制度。

　　从上面的分析可知，博士考公务员热给我们的启发至少有两点:

　　第一，政府的功能是服务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提供有效服务，引导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等方面还大有工作可做。博士考公务员热凸显政府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太大了。虽然近年来行政改革的力度很大，但简政放权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，行政部门权力过大的现象越来越突出。

　　第二，现行博士培养制度到了改进的时候了，否则，中国在体现国家总体实力的科技水平、管理水平等方面永远难以赶上发达国家水平。改进的办法是:延长博士生学制，给博士生提供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物质条件，在此基础上，把博士培养的原则从“严进宽出”改为“宽进严出”。虽然有的高校已经开始延长博士生学制的尝试，但整个博士培养制度的调整，靠个别高校是远远不够的，教育部应该拿出设想和方案来。

　　(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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