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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戴市场的帽子、拿政府的鞭子、收企业的票子、供官员兼职的位子”，这是社会上对一些官员兼职的社团的形象说法，也道出了在公权力影响下社团助推违规行为的种种乱象。《公务员法》有明确规定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，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。但揆诸现实，真正经过审批报备的官员兼职，并不算多，山西省清理出了在职处级以上领导400多人，由此可以想见违规兼职有多严重。

　　但更令人诧异的是，一些地方官员兼职并不隐秘，相反却被当事人时不时拿出来“显摆”一番，权力公开游离在笼子外并不受约束 .一些靠兼职官员介入发展起来的社团，之所以规格高、权力大，并且敢于强制入会、摊派会费、强行服务、搭车收费等等，无外乎有公权力做后盾。由此就不免导致，违规兼职的权力在形式上公开出了行政职能的笼子；在权力性质上，也随着官员“出走”被带到了社会团体，而成为部分官员炫耀地位和为小团体牟利的工具。如果权力是在行政职能的岗位上运行，还有行政监察与各种监督约束其不敢乱作为，一旦走出机关大门，各种体制内监督往往就显得鞭长莫及，给了权力长袖善舞的空间和舞台，从而让权力跳出了制度的笼子。倘若任由这个灰色地带存在，害莫大焉。

　　由此来看，山西省的相关举措能够带来实效，约束部分官员的权力膨胀。当然，治理社团的陋习顽疾，既需要规范社团管理，严格执行没有依法审批和报备，官员一律不得兼职；更需要厘清政府与社会、市场的关系，清晰界定行政职能的边界，该放给社会和市场的，干净利索地放出去，以铲除灰色地带发育的土壤。把公权力约束在清晰界定的行政职能的范畴内，只是将其关进制度笼子的第一步。